刘勰《文心雕龙·体性》原文注解与鉴赏

刘勰《文心雕龙·体性》原文注解与鉴赏

　　文心雕龙·体性

　　刘勰

　　夫情动而言形，理发而文见，盖沿隐以至显，因内而符外者也。然才有庸俊，气有刚柔，学有浅深，习有雅郑，并情性所铄，陶染所凝，是以笔区云谲，文苑波诡者矣。故辞理庸俊，莫能翻其才；风趣刚柔，宁或改其气；事义浅深，未闻乖其学；体式雅郑，鲜有反其习。各师成心，其异如面。若总其归涂，则数穷八体：一曰典雅，二曰远奥，三曰精约，四曰显附，五曰繁缛，六曰壮丽，七曰新奇，八曰轻靡。典雅者，熔式经诰，方轨儒门者也；远奥者，复采曲文，经理玄宗者也；精约者，核字省句，剖析毫厘者也；显附者，辞直义畅，切理厌心者也；繁缛者，博喻采，炜烨枝派者也；壮丽者，高论宏裁，卓烁异采者也；新奇者，摈古竞今，危侧趣诡者也；轻靡者，浮文弱植，缥缈附俗者也。故雅与奇反，奥与显殊，繁与约舛，壮与轻乖，文辞根叶，苑囿其中矣。

　　若夫八体屡迁，功以学成。才力居中，肇自血气。气以实志，志以定言，吐纳英华，莫非情性。是以贾生俊发，故文洁而体清；长卿傲诞，故理侈而辞溢；子云沈寂，故志隐而味深；子政简易，故趣昭而事博；孟坚雅懿，故裁密而思靡；平子淹通，故虑周而藻密；仲宣躁竞，故颖出而才果；公制郏恃宰扯楹В凰米m傥，故响逸而调远；叔夜俊侠，故兴高而采烈；安仁轻敏，故锋发而韵流；士衡矜重，故情繁而辞隐。触类以推，表里必符，岂非自然之恒资，才气之大略哉！

　　夫才有天资，学慎始习。斫梓染丝，功在初化；器成彩定，难可翻移。故童子雕琢，必先雅制。沿根讨叶，思转自圆。八体虽殊，会通合数，得其环中，则辐辏相成。故宜摹体以定习，因性以练才。文之司南，用此道也。

　　赞曰：才性异区，文体繁诡。辞为肌肤，志实骨髓。雅丽黼黻，淫巧朱紫。习亦凝真，功沿渐靡。

　　〔注释〕

　　符：表现。雅郑：此处指雅乐及靡靡之音。

　　铄（shuò）：熔铸。

　　凝：感染。

　　笔区：指文苑。

　　谲：变化。

　　诡：诡异。

　　鲜：少。

　　归涂：归途。

　　熔式：效法；

　　经诰：经典。

　　熔式经诰：效法经典。

　　方轨：并行。

　　复：深隐不现。

　　炜烨：光彩鲜艳。

　　枝派：头绪绵密。

　　摈：摒弃。

　　摈古竞今：摒弃陈旧，追求新颖。

　　舛：不合。

　　乖：背离。

　　苑囿：范围。

　　肇：开始。

　　贾生：贾谊。

　　长卿：司马相如的字。

　　诞：狂放。

　　子政：刘向。

　　昭：明白。

　　孟坚：班固。

　　懿：美好。

　　平子：张衡。

　　淹通：广博通达。

　　仲宣：王粲。

　　躁竞：急躁通锐。

　　〔鉴赏〕

　　本篇中心是讲文学风格的形成和文学风格的基本类型，中心思想则是“因内符外”，意思是说，文学创作活动是人的“情性”外化为文的“体式”过程，即内在的隐秘的独特的思想感情外显为语言文字的风格，这内与外是相符的，个性与其风格是对应的，各人的文章的体式不同是其“本心”和“情性”不同。刘勰为了论证他的这一观点，对“体”与“性”都作了分析，特别是把“性”分为“才”、“气”、“学”、“习”四项，并着重说明这四项如何与“八体”相对应。为了阐释刘勰的“因内符外”说，我们先从他的“体”的概念谈起，次谈他的“性”的概念，最后谈“体”与“性”两者的关系。

　　（一）“体”的概念。《文心雕龙》一书中“体”字大概出现了80余次。在不同的语境中的意义是不同的。这里考察的是“体性”之“体”及其相关的意义。在《文心雕龙》的研究中，一般把“体”理解为“体裁”和“风格”，这种理解大体上是不错的，但不是一种很完善的理解。《文心雕龙》中的“体”字，有的地方明确是指“体裁”，如：“原夫论之为体，所以辩正然否”（《论说》），“夫才量学文，宜正体制”（《附会》）等。这些地方所说的“体”明显是指文章体裁。有的地方，明显是指风格而言的，如：“体式雅郑，鲜有反其习”（《体性》），“若总其归涂，则数穷八体”（《体性》）等，这都是直接谈风格的。可见刘勰笔下的“体”确有体裁和风格这两种含义。但“体性”的“体”是什么概念，其范围是不是就囿于“体裁”和“风格”这两个意义上，就还需要讨论。如果把“体性”的“体”仅仅理解为体裁和风格，那么这种理解就存在一个困难，就是从体裁到风格之间跨度太大，似乎一下子就从体裁跳到风格，两者之间没有中介环节，而缺少中介环节二者就难以建立起联系。这一点在一些研究者那里也感觉到了，如王运熙教授等提出了一个“文体风格”的概念置于“体裁”与“风格”之间，这个思路无疑是好的，但“文体风格”的概念能不能成立，就可以质疑。他们所说的“文体风格”，是从曹丕、陆机、刘勰等人的相似的说法中引申出来的。如“夫本同而末异，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唯通才能备其体”（曹丕《典论·论文》）。有的学者认为这是风格的客观因素，所以叫做“文体风格”。

　　（二）“性”的概念。刘勰在《体性》篇谈到风格形成的原因时指出：“然才有庸俊，气有刚柔，学有浅深，习有雅郑……故辞理庸俊，莫能翻其才；风趣刚柔，宁或改其气；事义浅深，未闻乖其学；体式雅郑，鲜有反其习。各师成心，其异如面。”刘勰认为“性”或者说“情性”可以分为四项：才、气、学、习。才、气是先天的“情性”，学、习是后天的“陶染”。就风格的形成而言，先天的才、气是潜能，后天的学、习是释放潜能的条件。这比曹丕《典论·论文》中的“文以气为主”的著名的说法进了一大步。值得注意的是，刘勰认为，先天与后天的四个要素与后面所讲的“八体”有关。郭绍虞在《中国文学批评史》第二版注意到这一点，他说：“刘氏所说的八体可以归纳为四类：雅与奇为一组，奥与显为一组，繁与约为一组，壮与轻为一组。这四组就是所由构成风格原因的四类。雅与奇只体式言，体式所以会形成这两种不同的风格，就视其所习，所以说‘体式雅郑，鲜有反其习’。奥与显指事义言，事义所以会形成两种不同的风格，有待其学，所以说‘事义浅深，未闻乖其学’。繁与约指辞理言，形成之因视其才，所以说‘辞理庸俊，莫能翻其才’。壮与轻指风趣言，形成之因视其气，所以说‘风趣刚柔，宁或改其气’。在这里，雅奇、奥显、繁约、壮轻是两种相等的不同的风格，雅郑、浅深、庸俊、刚柔又是两种相对的表示优劣的评语，两相配合，固然不能尽当，但是雅奇与习，奥显与学，繁约与才，壮轻和气，却是很有关系的，所以我们还可以这样比附。在此四类之中再可以综合为二纲，这即是他所说的‘情性所铄，陶染所凝’，情性出于先天，所以才与气可以合为一组，所谓‘才由天资’。陶染出于后天，所以学与习又可合为一组，所谓‘学慎始习’。”这是把“因内符外”和“表里必符”的思想，作了细致的对应描述。当然这样机械的整齐对应可能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了，但其中似乎也有可以参考的地方。

　　（三）“体”与“性”对应关系及其二重性。在风格与人格的对应问题上，刘勰提出了“因内符外”、“各师成心，其异如面”、“吐纳英华，莫非情性”和“表里必符”的观点。这种思想是中国的传统思想。《易》：“将叛者其辞惭，中心疑者其辞枝，吉人之辞寡，躁人之辞多，诬善之人其辞游，失守者其辞屈。”这是把人的行为与人的言语风格联系起来考察的意思。其后有扬雄的“心画心声”：“言，心声也；书，心画也，声画形，君子小人见也。”扬雄的“心画心声”说，可以说是最早把人的语言、书辞与其作者的人品联系对应起来，对后代影响很大。陆机《文赋》：“夸目者尚奢，惬意者富贵，言穷者无隘，论达者唯旷。”刘勰的“因内符外”说或“表里必符”说，是对上述观点的发挥与完善。应该说这种观点反映了一般情况，也是真正的作家力求达到的境界。但在实际中人格与风格的关系是相当复杂的精神现象，人格与风格之间存在着千变万化的关系，难于一概而论。只看它们之间的一致性，简单地因人格而论作品，和简单地以风格推论人格，不考虑各种变动不居的情况，是知其然，不是其所以然。人格与风格不一致的情况是存在的。在这个问题上，黄侃的意见值得参考，他在《文心雕龙·札记》中说：“因文见人，非必视其义理之当否，须综其意言气韵而察之也。”我的基本看法是，刘勰的“因内符外”说或“表里必符”说大体上是不错的。在一般的情况下，人格总要这样或那样地在作品中表现出来，不表现是不可能的，特别是人的语调和韵调，是在长期的生活和艺术实践中形成的，深入到人的无意识层面，成为人的不可改变和不可剥离的内心生活，往往在不经意间就会流露出来。那么为什么又说人格与文格有时不相类呢？主要是因为文学作为一种“依存美”，不能不延伸到意识的层面，延伸到理性的层面，在意识和理性的层面，作者是完全可以进行自我调控的，这样作者就有故意夸张、作伪的可能。所谓“巨奸为忧国语，热衷人作冰雪文”（钱钟书语）的情况也就这样发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