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元文化身份范文

多元文化身份范文（精选10篇）

多元文化身份 第1篇

对美籍华裔作家谭恩美的作品研究,很多学者采用女性主义、精神分析、叙事学、后殖民等多种视角进行剖析。谭恩美的作品描绘的多是以华裔女性为主,作品的时空背景放在20世纪初的中国和20世纪中后期的美国。20世纪初的中国内忧外患不断,处于封建革命、民主革命时期,而20世纪中后期的美国经济进步、政治环境宽松、自由安宁,成了许多移民的梦想之地。谭恩美作品中美籍华裔女性,主要是中国20世纪初逃离中国旧社会,带着寻梦理想,找寻幸福自我而赴美的大陆女性和她们在美国出生的女儿们。寻梦之地,是对当时中国落后的封建传统的扬弃,是对美国先进、现代文化的追寻。寻梦之旅的美籍女性,因生存空间和文化的变迁,特别是面对居于美国和中国的不同政治和文化传统,面对西方势力和本土传统多元文化空间中的美籍华裔女性,实际面临着国族、地域和阶级性别等文化空间冲突。

二、谭恩美作品关于美籍华裔女性多维身份的重建

谭恩美作为一名美籍华裔女性作家,其所著几部作品,探讨了华裔女性两代人在美国主流文化背景中的边缘化境地。谭恩美在塑造这个家园环境的母女关系时,主要构造了两个时空环境,一个是以母亲为维的旧中国的文化生活环境,另一个则是以在美国出生的女儿为为的美国的文化生活环境。这种文化多维背景中,一个展示了第三世界女性的贫穷、缺少现代文明教育、受传统封建约束、没有个人权利意识、注重家庭取向、软弱无能的文化身份定位,另一个展示的则是受过良好西方教育的、具有较强自主权利意识、对自我命运自我掌握的现代西方女性的文化身份定位。这是当时美籍华裔女性的两个侧面,一个侧面描述的是饱受封建思想束缚的以夫为纲的意识形态束缚的女性,另外一个侧面描述的是华裔女性关于自主融入美国现代文明生活的美好愿景。在一个简单的家园环境中,母女之间的冲突充分折射了两个时空中的文化冲突,一种是传统的中国文化,寻梦移民后的母亲们身上依然背负传中国统文化,传承着忠孝观念,重视家庭利益、自我牺牲,而她们的女儿们则出生美国、长在美国,受西方文化影响更重,对民主自由平等和个人主义、个人权利追求为主的美国文化观念。从而,不一致的生活文化环境,不一样的生活阅历,形成的差异化的文化价值观念会导致母女两代人之间的冲突和碰撞。作为移民美国的母亲们,尤其是出生于美国的女儿,因受西方文化熏陶,对西方文化深入接收,从而对中国的一切传统文化抵触强烈。这些新成长的认为自己是美国人,从而对自己的中国身份极力想要摆脱。《喜福会》中,对丽娜的描述很传神,她“把眼睛瞪得大大的,想使自己看起来更像欧洲人。”而另一个女性——吴精美自小不承认自己还有中国的特征。在《灵感女孩》这部作品中,对奥利维亚的形象描述中,不但拒说汉语,不喜欢东方的文化,还在交友、学习与婚姻等各方面都与母亲相对立。

在多元文化背景之下,美籍女性在主流社会的地位却不被认同,而是作为了第三世界弱小国家的文化代表,不相称的认同使得母女们受到了一定不平等待遇甚至欺辱,而母亲们打破沉静勇于抗争。在《喜福会》、《接骨师的女儿》和《灶神之妻》中,分别描述了顾莹莹、苏安美、茹灵和珍珠母亲,展示了母亲们走过的刻骨铭心的经历,讲出了深层次的故故事,从而帮助女儿们重新找回自我自信,重建自我信心,从而有效改变或或摆脱自已在婚爱方面的窘境。

三、美籍女性多维身份的构建体现了一种超越精神

身份作为文学创作的一个永恒主题,对于谭恩美笔下那些身处双重文文化背景的美籍女性,对身份问题的追寻就尤为重要。华裔女性身份建构构问题,是谭恩美作品的一个中心。谭恩美的《喜福会》及《接骨师之女女》这两部代表作,我们可以看到美籍女性寻求和重塑自我的途径方式。谭谭恩美塑造了全新的女性形象,以反叛形象颠覆传统美籍女性的呆板印象象,以自己的笔触让美籍女性发声表达自我,打破沉默失语。特别是对母母女关系的深入描述,揭示了承载东方文化的母亲与承载西方文化的女儿儿之间的冲突,实质上是中西文化的冲击,并展示了母女在冲突中的融合合,从而重新找到自我,确立自己独特的文化身份。在这身份的确认过程程中,也表现了谭恩美对两种文化的取向:继承中华传统文化,吸收借鉴新新文化。

谭恩美对美籍华裔女性族裔身份的构建问题作了深入揭示,特别是描描述了第二代移民的尴尬境遇。从女儿的角度出发,因她们深受西方文明明的影响,但同时,又不被西方主流文明所认同,不能完全融入主流文化的的,他们建构族裔身份,主要采取的方式:一是全力追寻家族历史,找到自自己的根,民族文化的根、血缘源流的根。二是通过应用象征意象和中国国神话的创新来强化自己的民族情感认同。通过这种寻根,这些美籍边缘缘女性从而得以新的身份,重新定位自我,定位自己的民族身份。

美籍华裔女性进行身份认同十分重要,身份建构体现了多元化特征征。美籍华裔群体的身份建构体现的不是简单的身份追寻,更体现了一种种超越,这种超越化解了东西方文化的对立抵触,有效实现了东西方文化化的融合。多维的身份追求,有利于美籍华裔女性更好地融入西方主流社社会,从而实现和谐的生存和生活。比如在《喜福会》的末尾,华裔的女儿儿们终于如她们的母亲一样找到自己的民族文化定位,体现了身份的追求求和回归。当自己的母亲去世后,女儿晶梅在《喜福会》中坐在了麻将牌局局中母亲经常坐的位置,并且最终回到了中国,完成了母亲的心愿,就是一一心想要找回两个在战乱中遗失的女儿。这也象征了新一代美籍华裔女女性试图在基督教西方传统文化与儒家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一个沟通、交交融,从而实现中西文化的一种水乳交融,相互借鉴。

四、结语

谭恩美作品中的美籍华裔女性尽管遭受各种不公,但她们并未消极极,而是努力采取多种形式努力奋争,在自我身份的追寻的过中不断净化化、提升完自我、充实自我,从而实现自我的文化价值。在中西文化的交流和碰撞中努力寻找自身文化身份,并进行积极建构。

摘要：在多元化文化背景之下,谭恩美作品中美籍女性形象具有多维身份,既反映了当时华裔女性的国族认同、又体现了华裔女性的立场、处境,体现了在西方主流社会文化空间下的自觉和抗争。

关键词：谭恩美,美籍女性,多维身份

参考文献

[1]马玉.《赤峰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

多元文化身份 第2篇

尼葛洛庞帝在《数字化生存》一书中强调：“要了解‘数字化生存的价值和影响，最好的办法是思考‘比特和‘原子的差异。”在网络空间，所有信息都以数字形式存在，都可以转化为数字0和1，由此而导致信息形态从A(atom)到B(bit)的转变，即由模拟式原子信息转化为数字化比特信息，人的存在也随之转化成为虚拟的数字化存在。这一模式一方面依存于现实社会，另一方面又拓展了人类现实的生存空间。因此，网络空间并不是现实社会的模拟和翻版，相反，它为人们提供了重新进行自我塑造和多样化发展的空间。

受益于网络平台的建立，传播与沟通的方式得以進一步扩展，人与人之间经由网络媒介进行沟通，互动双方并不像在现实社会中那样面对面地亲身参与沟通，而是通过虚拟的方式进行人与人之间局部人格的接触。这种虚拟又具有某种效果的内在力量或者能力，它能够产生一种“实际化”的革命性过程。网络空间中的人际互动，可以避开身体的实际接触，个人可以隐瞒部分甚至全部在现实世界里的真实身份，自由选择自己呈现给他人的面貌，通过人际交往重新塑造跟现实世界中的自我不同的自我，以一种虚拟的方式建构人与人的关系网络，因而在网络空间中，人们所展现的自我在本质上是不定、多重、流动和零散的。

二、网络虚拟与多元身份

在网络人际传播中，网民的角色和地位可以隐藏在网络架构的背后，网络空间的连结和隔离功能，一方面为人们提供了跨越物理空间限制与他人连结的可能，另一方面，由于网络空间存在匿名性保护的特质，人们能够以一种更为开放，更为大胆的姿态介入到虚拟社区中去，去与陌生人交流，而不会像现实交往中那样因为人在场而产生羞涩心理，在这一前提下，人们往往更喜欢在网络空间与陌生人接触，甚至共同营造网络生活，这是网络人际关系最大的特色所在。

这样的人际关系可能因为匿名性的保护而容许个人触及深层的隐私，从这个角度来看，这种关系可以是深入的，甚至是超乎寻常的深入，并且由于沟通媒介的方便性，所以其频率也可能很频繁。然而，这毕竟只是部分人格之间的接触，故而关系却显得脆弱，这是因为任何关系的结束影响的也只是部分的人格。而且从另一方面来讲，由于人际之间的互动是经由电脑的媒介，网络行为必然也被数字化，而无法以整个感官去感受个人与他人的关系，因而网络中的人际关系也是建立在局部人格与局部感官的基础上的，随之而产生的流动性、不确定的身份正是这种特殊关系作用的结果。

在虚拟网络空间，流动身份可以说是一个共通的特质，网络使用者可以突破时空界限化身于完全不同于现实世界中的自我，行为主体可以有选择地透露自己的信息，可以创造新身份、假身份，并允许改变身份。通过网络，自我的意识被复制和移植到多个载体，从而使“我”发现我不再具有唯一性，同一个“我”可以在精神上同时出现在不同的地方。

网络使用者在虚拟社区中形成新的自我认同是平等、多元、去中心化和片断化的。在网络上长期使用同一个代号以后，环绕着这个代号，会凝聚出一个人际关系的网络，人们也会自然而然地对这个网络上的化身产生认同，更新原有的自我认同，成为自我认同的一部分。与现实中的人不同，网络使用者在进行假名字和新身份确定的时候，会更加接近自己心目中的“理想自我”。网络主体的塑造是主体本身不断自我完善的过程，是对现实生活中主体不完备的一种补充。网络成为一个理想化的空间，它让我们很好地、有选择地展示自我，理想化对对方的认识，满足认同要求。

三、是分裂还是建构

从伦理学的角度对网络空间内的人际交往进行批判是当前学术界的一大课题，基本观点是网络交往主体正在经历一种从现代到后现代的身心分裂状态。在现实世界里的疲惫不堪使得人们在网络世界里寻找意义和价值，人类看似在网络空间发挥了主体性，实质上得到的是对自我与他人的精神蔑视。网络书写使主体思维任意发散，体现了极大自由，但是这种精神的自足与张扬恰恰是以身体的缺席、不在场来实现的。身与心是一个完整体，二者的非同步表达势必割裂、瓦解自我的同一人格，在生理上表现为身心疾病，从哲学角度讲是对人性的压抑与扭曲。

对此有学者提出网络交往自我认同危机和自我异化的问题，理由是网络上所谓的“自我”仅是一些抽象符号的集合体，并没有实在性，网络取消了主体与社会的联系，个人所扮演的各种网络角色与“自我”认同之间也没有什么必然联系，换一种说法就是人的社会化过程受阻。

从这个角度出发再回头来讨论网络空间的身份认同问题，视野就广阔了很多。与其说有一个较固定的人格，不如着重强调在交流中产生意义，是交流的结构决定了人的行为方式。人在与他人的交流互动中主动参与自我身份的建构，并且正是在这种建构中，人真正成为他自己。笔者认为，从这个视域探索身份认同问题所得到的积极结论，将会给该研究领域注入些许鲜活的元素。

自身文化身份的探寻 第3篇

一、流散中身份的缺失

在流散中, 家乡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关键词, 尤其是在主体的精神世界遭遇文化冲击, 或是文化困境中需要抉择的时候。因为在流散的过程中, 主体往往是处于被剥离的文化状态, 离开了熟悉的故土, 他需要在新的文化环境存活下去, 此时, 家乡所代表的意义便尤为明显。特立尼达作为奈保尔真正意义上的出生地, 却并未真正成为奈保尔的家乡, 因为对其奈保尔并没有很强烈的归属感。流散往往与其主体的心灵创伤密不可分, 流散中的人们被迫离开家园, 定居海外。真正的家园变成了一个存在意义上的地理位置, 而心中的家园更像一个梦中的乌托邦。因为他们所缺少的是真正的家园记忆。虽然他们居住在故国多年, 但是他们缺少对其的归属感, 所以对于奈保尔, 特立尼达只是他人生旅程的一站。并且特立尼达作为英国的殖民地, 极大地受到宗主国的影响, 当奈保尔出生后, 他所见到的一切都被打上了英帝国标签, 而特立尼达作为一个没有历史与缺乏自身文化的殖民地, 注定了附属的命运。特立尼达缺少历史传统, 生活中随处可见西方殖民的文化标签。就连教育体制都是英国制造, 包括奈保尔在内的学生学习的课本知识都是由英国殖民政府挑选, 并且学习的也是传统的西方文化, 课本中大量充斥着西方的价值观。即使宗主国一再强调他们为殖民地带来了文明, 但事实上正是他们剥离了殖民地的本土文化, 使得当地人民对本国没有归属感, 在长期的殖民教育下, 他们对精神家园的认识发生了错位, 正是如此导致奈保尔小时候对特立尼达并没有强烈的归属感, 反而对英国充满了向往。

此外, 在奈保尔看来, 幼年时期的特立尼达又脏又乱, “地面上, 在我看来是那么的贫穷可怜, 那么污秽肮脏, 那么充满了小茅屋、街沟、光秃秃的前院、凌乱的木槿树树篱和破旧的后院。”生活在这种环境下, 他就更加难以获得对特立尼达的归属感, 特别是当他得到有关宗主国的信息时, 更加形成强烈的对比。在英国文化不断的渗透与侵蚀下, 当地文化看上去反而更格格不入。

二、在英国身份的边缘化

流散作家通常都有着复杂的心理情感, 一方面他们缺乏对祖国的归属感, 他们甚至会觉着那里肮脏贫穷, 对其祖国的某些未开化的地方充满了憎恶;但另一方面, 在宗主国, 由于与生俱来的文化习性, 他们又被看做局外人。对宗主国的美好设想也在现实中消失殆尽。

奈保尔作为一个无根的特立尼达人, 尽管得到了政府提供的奖学金, 可以在牛津求学, 但是当他来到英国, 才发现他处在一个非常尴尬的位置。他终于来到了他梦想中的国度, 然而当他到达之后, 才发现他很难成为其真正的一部分。因为从小接受西方教育, 所以奈保尔对英国文明充满了喜爱与想象, 然而当他试图在英国寻找帝国的荣光时, 却惊异地发现, 英国早已不是他心目中那个国家, 帝国已经衰落了。

作为来自殖民地的族群, 奈保尔所遭遇的是无法消除的边缘化。他对此充满了困惑。当他处于帝国的心脏时, 在最初的相当一段长的时间里, 他都感到焦虑与压力。他就像一个局外人, 在英国的文化里成长, 但却无法融于其中。尽管他在牛津求学时, 他也像其他西方本地人一样去舞会。但是在更深刻的文化里他始终是被排斥的。在他周围总有一股陌生感环绕着他。

奈保尔曾梦想过在这个伟大的帝国得到他的文化身份, 然而当他踏足于此地时, 他才发现自己的幻想破灭, 并且帝国也已经远非昔日。此外, 他也无法感受对故国的归属感, 在宗主国自己又是一个局外人。而当他终于完成在牛津的学业后, 奈保尔开始了他的写作生涯。但是, 宗主国的人民并没有向奈保尔显示他们的好客之情。他的书没有被西方批评界和人民接受。在这样一个尴尬的时刻, 奈保尔的生活陷入了真正的困境。

尽管奈保尔认同西方的价值观, 但是他并不适应西方社会的真正环境。他仍旧拥有第三世界的标签, 他的肤色与血液决定了他在宗主国无法改变的局外人地位。但是奈保尔在英国居住了多年之后, 才慢慢意识到这个问题。此前, 尽管经历了在飞机上的歧视, 当他初来到英国时, 他还是对这个国家充满了期待, 但不出多时, 他就发现自己对这里还是充满了陌生, 在《抵达之谜》中, 奈保尔就描述了这种长期在他周围挥之不去的陌生感。在小说的最初, 他写到:最初的四天, 一直阴雨绵绵。我简直搞不清楚我是身在何方。

这看上去似乎透露了奈保尔是初到英国, 所以他不熟悉周围的环境, 但事实是这个时候奈保尔已经在英国生活了20年, 但他仍旧对英国感到陌生。他甚至还把“小山”看成了“丘陵”, 除此之外, 他还写到, “我在英格兰待了那么久, 可是到了一个新地方我依然有些紧张, 那种生疏反应, 我依然感到自己是在别人的国家里, 我感到我的陌生, 我的孤独。每次到英国的一个新地方旅游——在别人可能是一次探险——可对我来说却好像在撕扯一块旧伤疤。”这里的奈保尔用“伤疤”来形容他的感觉, “伤疤”通常来自于流血, 伤痛, 并且无法痊愈, 会一直留在身体。因此对奈保尔来说每次旅行都跟随着苦痛, 而这正是因为他无法摆脱的陌生感与长期遭到边缘化的身份。

三、流散身份的抵达

身份在后殖民主义与流散理论中极其重要, 而身份对于奈保尔来说更是一个关键词。流散意味着分散与散落, 在这种环境下, 流散中的人往往有着在不只一个国家居住生活的经历。所以他们常常要面对身份选择的问题, 没有文化, 一个人的身份无法完整。奈保尔经历了对特立尼达身份的无法归属, 对英国身份的无法抵达, 在各种困境中奈保尔开始了对身份的追寻。这正是一段从边缘走向中心的旅程。这里的抵达意味着身份的获取以及拥有话语权, 而奈保尔, 一个出生在特立尼达, 居住在英国, 身上流淌着印度血液的流散作家, 这段旅程无疑是漫长而艰辛的。

奈保尔一直以来都或多或少受到印度, 英国以及特立尼达的影响, 然而当他在旅行的过程中, 他得到了一个远离的视域, 凭借旅行他得以从地缘上离开, 并且以另一个全新的视角与身份去观察探寻那个他熟悉的地方。对于奈保尔, 旅行不只是他的生活状态, 也代表了他的写作状态。当他远离生活中心, 他才可以清楚地看到他生活的全局。对于身份以及后殖民的生活, 他在旅行中远远凝视, 并得到新的感受。通过凝视他人的生活, 他得以看到自身的苦痛与失去的记忆, 他需要得到一个自身心灵创伤的解释。当看到他人过着与自己相同的生活时, 这会使他陷入思考。

尽管长期在不同的国家旅行, 使奈保尔拥有一个流动并不断改变的身份, 也使得他不断地进行妥协与改变。因此, 对于自身与后殖民族群生活的反思, 终于使他得到了一个理性层面的认识。对于他, 旅行正是不断地重构自我身份的过程。每次当他返回居住地时, 他都得以从一个新的角度去看待旧的事物, 并得到了一个新的思考。

当他看到《抵达之谜》这幅画时, “我感到, 这个题目以一种间接的、诗意的方式, 使人注意到我自己体验中的某种东西。”旅行者, 陌生的城市以及沧桑的生命使奈保尔脱离了紧张。他不断地旅行, 就好像画中的那个旅行者。

在流散中, 人们总是感到心灵上的无家可归。因为总有着两个以上的国家和文化影响着他们作为主体的感知。这种双重地域会导致身份上艰难地选择。在特立尼达, 英国与印度之间, 奈保尔通过接受三种文化带给他的影响, 逐渐建立了属于自己的新的杂糅身份。他的经历可以被看做是“第三种经历”, 并在此之后他逐渐的意识到生命中的抵达之谜。

参考文献

[1].奈保尔.抵达之谜.邹海仑、蔡曙光、张杰译.浙江文艺出版社, 2004

翻译与文化身份的构建 第4篇

【关键词】劳伦斯·韦努蒂 文化身份构建 文化

【Abstract】Based on translations cultural objective proposed by Lawrence Venuti， the article explores the cultural elements in the process of constructing cultural identity . In addition， several cases are cited to explain specifically.

【Key words】Lawrence Venuti； Construction of Cultural Identity； Culture

一、引言

本文作者认为翻译是实现两种语言转化的过程，其中涉及诸多因素，从最基本的语言层面的考量到文化碰撞过程中宏观微观因子的综合审视。本文从劳伦斯·韦努蒂的翻译文化目标理论出发，结合具体翻译实例，探讨在文化身份构建中的文化要素。

二、劳伦斯·韦努蒂的翻译文化目标

劳伦斯·韦努蒂是解构主义翻译派的重量级人物，他不仅继承了德里达的解构理念，并在详尽研究西方翻译史后，反思译者的边缘状态，发现以目的语文化为取向的归化策略占据了主导地位。在他看来，归化策略实际上体现了主导文化社会中常见的政策，即“盲目自大地使用单语，把外来文化拒于门外”。（Venuti， 15），因此，他提出了异化策略，也被他称作“抵抗”（resistancy），是一种不流畅或疏远的翻译风格，意在突显原文的异质性身份，并保护不受译入文化的支配，显示译者的存在。（Munday， 220）韦努蒂的理论影响深远，但也颇有争议。比如国内学者贺显斌认为韦努蒂“把翻译策略与效果混为一谈”（80），任淑坤也指出韦努蒂异化策略在弱势文化国家翻译实践和强势文化国家翻译实践中不可避免的缺陷（56-57），但是作者认为必须明确的一点是韦努蒂再三强调他所考察的是英美文化作为目的语文化，其他弱势文化作为源语文化，因此在把源语转化为目的语时，要突显源语文化的位置，是有其可取之处的。另外针对一些对“抵抗式翻译”产生“不通顺”译作以彰显译者对原文的干预是否可取的质疑，作者也认为这是把翻译中的语言问题和文化问题混为一谈，突出源语文化和语言通顺以便读者理解二者之间不存在矛盾，可以共存。

由此可见，韦努蒂的翻译理论站在文化高度，探讨社会文化框架的价值驱动，对促进文化碰撞、交织及保护文化多样性具有重要意义。

三、具体案例分析

以沈祖芬《鲁滨孙漂流记》的译本为例。沈祖芬是晚清时期具有维新思想的知识分子，希望通过翻译书籍，警醒国人，改造国民性。由此，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对原文进行了删减、增补和改动，比如鲁滨孙从南京到北京的所见所闻，对中国官僚、士人的讽刺，对中国人穷困、傲慢、野蛮之类评价，均被删除，只用一句赞美之辞概括，“支那民居比栉，城市繁华，田畴沃衍，车马络绎不绝。”虽然译者的出发点是好的，但作者认为这种处理并不完全妥当。晚清时期的中国的确是问题重重，闭关锁国的政策不仅使经济发展停滞不前，更使得中国人的思想和外界脱节，国民劣根性暴露无遗。在这个时候，通过外国人的眼睛和记述对当时的社会问题针砭时弊是十分必要的，起到鞭策、警示的作用。不过译者在后文的翻译中确实翻译出“余始知支那人柔懦无用，不能自强也。”（崔文东，19-24）尽管笛福在原文中并没有强调中国人的“柔懦无用”，译者则着重点明，激励国人学习西人。总体来看，沈祖芬的译本在实现批判国民性、自强国民的目标上有其可圈可点之处。其实，1895年，颇有影响力的清末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和翻译家严复在多篇文章提到了“国民”意识以及振兴民族精神，这是翻译与文化身份构建在特定社会背景下的具体体现，通过翻译体现先进西方思想的著作，有力冲击中国落后保守的旧有观念，解构封闭、傲娇、盲目自大的文化身份，重构开放、虚心、包容的新文化身份。因此翻译中文化身份的构建需要明晰翻译的初衷和最终译本的受众，确定源语文化和目的語文化之间的初始关系和希冀达到的关系，从而有效解构并重构文化身份。

四、结语

文化是文化身份构建过程中必须考量的关键要素，此文化概念不是单一单向的，而是包含了源语文化和目的语文化两个层面及二者之间的关系。

参考文献：

[1]Munday，J.Introducing Translation and Studies Theories and Applications.[M]New York：Routledge，2001.

[2]Venuti，L.The Translators Invisibility：A History of Translation.[M]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1995.

[3]崔文东.翻译国民性：以晚清《鲁滨孙漂流记》中译本为例[J].译史纵横，2012（5）：19-24.

[4]贺显斌.韦努蒂翻译理论的局限性[J].外国语，2007（3）：76-81.

英语教师双重文化身份刍议 第5篇

关键词：英语教师,双重文化身份,身份特点,身份定位

一、引言

课堂教学一直是我国学生学习英语的主渠道。随着社会对英语运用能力的要求越来越高，英语教师所肩负的责任越来越大，承担着语言教学与文化传播的双重任务。文化的传播必然经历两种文化的冲突，在教学中，对于西方文化，我们是全盘接受还是拒斥?对于本土文化是固守还是变通?英语教师文化身份的定位将有助于我们正确认识和处理西方文化和本土文化的关系，更好地发挥自己在跨文化教学中的桥梁和纽带作用。

二、英语教师文化身份的界定

文化身份 (cultural identity) 是一个文化群体成员对其自身文化归属的认同感 (cultural identification) ，其特征由一种文化群体成员的所言、所行、所感表现出来。文化具有群体性的特点，属于同一文化群体的成员对自己的文化会有一种认同感，同一文化群体的成员因此而具有同一文化身份。人们常常通过一个人所使用的语言来判别其文化身份，而实际上语言与文化身份之间没有一一对应的关系。例如中国英语教师，他们的文化身份就比较微妙，因为他们说两种语言，本身就融合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所谓中国英语教师的文化身份，指的是中国教师在教英语时主要以哪一种文化为出发点，是立足于汉语文化还是英语文化。

三、英语教师文化身份的特点及定位

高一虹曾指出“教师是中国文化的一员，但教的、讲的外语却代表西方文化，文化依附矛盾便由此产生”。英语教师是中国文化的“局内人”，生活在中国文化中，经历着汉语文化的变化与发展;英语教师又是成功的英语学习者，他们了解英语，也了解英语文化，是英语文化的折射者。英语教师经受着英汉文化差异的碰撞，这就注定了英语教师文化身份的特殊性和复杂性。英语教师的特殊文化身份，即作为汉语文化成员的汉文化背景身份和作为英语文化准成员的英语文化伴随身份。

英语教师的双重文化身份不是相互矛盾的。前者是主要的、永久的，在中国本土成长起来的英语教师，其文化归属只能是中国文化。后者则是次要的、暂时的，它主要伴随英语教师出现在完成职业任务时，如英语课堂教学中。其次，英语教师的双重文化身份具有动态的性质。英语教师的双重文化身份并非两者简单的重叠，英语教师的文化身份因环境的不同而存在某种程度的改变。比如在英语交际教学活动中，教师要从中国传统文化中严肃、刻板的权威身份转变为西方文化中活跃、幽默而自信的学习合作者。

基于英语教师双重文化的特点，英语教师在英语教学，尤其是在进行跨文化交际的教学过程中，应恰当地对自己的文化身份进行定位、转换。在这过程中，两种意识必不可少。

首先是“存我意识”。西方语言教学界曾流行这样一句话：一旦学了一种外语，你便不再是原来的你了。外语教学中通常会出现“文化化”现象，即自觉不自觉地用目的语文化的思维方式和表达方式来规约自己的言语行为。因为学习外语几乎每时每刻都要理解生活在另一种文化中的人。当然，单从掌握语言的角度看这是对的，也是外语教学的目的所要求的，但从文化的角度看就不一定合适了。外语教学中保留一定的本土文化是必要的，大可不必牺牲本土文化而求取目的语文化。如果英语教师只侧重英语文化的传播和吸纳，而忽视本国文化，就会导致学生汉语文化水平和道德修养的下降，使学生产生崇拜西方文化的思想，最终导致学生本土文化的缺失，不利于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因此，我们主张在文化教学这方面，教师应该作正确的引导，在跨文化交际教学中充分考虑英语文化的同时，又兼顾本土文化的价值取向，从而不失去自我文化。

其次是“融合意识”。每一种文化都具有其他文化所没有的特质，即排他性。各种地域文化之间又存在着互补性。各民族文化都具有通过文化的调节功能达到自我完善的能力。在跨文化交际中，各民族文化产生了互化，相互取长补短，向着自我完善的方向发展。任何一个民族如果只固守自己文化的纯洁性，不学习其他民族文化的先进成分，它不但不会发展，反而会倒退。随着世界经济的迅速发展，中西方文化的交流、融合在不断扩大，涉及的范围也越来越大。但这并不会使某一种文化同化为另一种文化，或两种文化同时消失。一种民族的传统文化必然是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坚定的民族基础的，文化融合只是站在自己文化的基础上，根据本民族的具体实际，学习和借鉴其他文化，目的是吸收积极的有养分的部分，以更好地为己所用，丰富和发展自己的文化，使自己的文化更具活力。英语教师必须具有这种意识，进而树立正确的文化身份感。英语教师正确的文化身份感应是基于对本民族深切的自豪感基础上的对西方文化的充分尊重和理解。唯有如此，才能防止两种文化身份的非良性冲撞，从而取得一种微妙、合理、互动的平衡。

四、充分发挥英语教师双重文化身份在教学中的作用

语言是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同时又担负着传达文化的任务。一个语言教师同时也是文化教师，因此语言课堂就是联系语言与文化的场所，在中国尤其如此，因为课堂是学英语的主要场所，要学生完全通过直接同外国人接触而学英语、了解西方文化，在目前几乎是做不到的。因此，英语教师必须利用其双重文化身份在教学中发挥“桥梁”的作用。

要充分发挥英语教师双重文化身份在教学中的作用，我们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1. 注意文化差异，加强文化对比，培养学生的跨文化意识。

文化差异是跨文化交际的障碍，在课堂教学中，教师要善于捕捉中西文化背景知识的不同点，让学生通过对比明了两种文化的差异，加深对西方文化的认识，使学生养成得体的语言习惯。至于如何进行对比分析，教师应当根据具体的情况而定。教师可以根据教学内容，随堂对具有文化内涵的内容进行对比分析，也可以在完成某一类文化内容教学后，集中对比分析这一类文化内容。有一种方法很值得推荐，即把两种文化按不同的主题制成表格，然后把各自文化的特色填入表格，最后可以加一栏两者的简单比较(如下表)。

这样的设计，相对而言，能比较系统地反映出两种文化在某一方面的异同点。学生也能一目了然地发现两种文化的特点，有利于加深对两种文化的理解。当然，做这样的工作需要教师花一定的时间和心思，而教师也可以要求学生制作类似的表格，从而让学生在自主探究和小组合作中增长文化知识，增强文化意识。

2. 拓宽文化输入渠道，体验文化差异，提高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

英语教师除了应具备课堂教授文化知识之外，还应为学生提供了解学习西方文化的多种渠道，把学习英语的时间和空间展开来，拓宽学生的跨文化视野。教师应带领学生探索和尝试一切可以利用的社会资源进行各种实践活动;鼓励学生走出校园和native speakers在真实的语言环境中交际，了解世界文化，切身体验中外文化差异，培养世界文化意识，进而加深对中国文化的理解。比如，教师可以教育学生利用网络“零距离”地接触英美人士，从而进行直接的交流和沟通。又如，随着我国进一步扩大改革开放，大批外籍人士来到中国，教师可寻找机会让学生与他们面对面用英语真实交流。再如，结合在我国或本市举行的各种重大活动，如The Olympic Games, The West Lake Exposition等，开展诸如“我是志愿者”、“今天我当导游”等活动，丰富和拓展他们的实践能力，提高他们的跨文化交际能力。

3. 注重本国文化知识教育，增强学生的民族文化意识。

对于中国的英语学习者来说，英语学习的重要目的之一是使用英语传播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如果在学习异国文化的过程中，不善加引导，学生很容易就会盲目地接受西方文化中的行为规范、价值观和道德观，很容易忘记甚至疏远自己民族的文化传统。不重视英语文化是错误的，而因为重视英语而忽视对自己母语文化的学习也同样是不正确的。束定芳先生认为，本族文化在外语学习中至少有两个重要的作用：“一是作为与外族文化进行对比的工具更深刻地揭示外族文化的一些主要特征，从而也加深对本民族文化本质特征的更深入的了解;二是通过对学生本民族文化心理的调节，培养了学生对外族文化和外语学习的积极的态度。”英语教师要有一种保护民族文化的责任感，注重对学生进行本国文化知识的教育，增强学生的民族文化意识，在教学中引导学生重视学习西方文化，但不应唯西方文化是从，本着彼此尊重的原则，在平等的基础上进行对话与交流，相互撞击，相互摩擦，相互吸收，相互融合，在比较中鉴别，在互动中发展。

五、结语

中国英语教师的双重文化身份的特殊性在于他们既有以中国文化为基础的背景文化身份，又有深受英语文化影响的伴随身份。在英语教学中，这两种文化身份有时或许不一致，但并不是矛盾的，而是动态的，或者说是互动的。英语教师的这种文化身份不仅不会构成跨文化交际的障碍，反而有助于英语教师在传授文化的同时，帮助学生加深对自身文化的理解，从而提高学生的跨文化意识和跨文化交际能力。

参考文献

[1]刘双.文化身份与跨文化传播[J].外语学刊, 2000, (1) .

[2]沈映梅, 杨文伟.全球化语境中外语教师文化身份定位[J].2008, (8) .

[3]高一虹.“文化定型”与“跨文化交际悖论”[J].外语教学与研究, 1995, (2) .

[4]赵爱国, 姜雅明.应用语言文化学概论[M].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3.

[5]陈俊森, 樊葳葳, 钟华.跨文化交际与外语教育[M].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2006.

[6]束定芳.语言与文化以及外语基础阶段教学中的文化导入问题[J].外语界, 1996, (1) .

多元文化身份 第6篇

在现今文化语境下, 个体的自我发展从本质上而言其实正在自觉或不自觉地被纳入某一既定或是变化着的秩序中。可能的情况是:社会的发展需要个体处于某一秩序中而非处于游离不定的状态, 这也是社会在某一阶段保持其良性发展的需要。

在一种游移不定的状态中完成个体意义与价值的自我实现, 这种状态要求一种不确定性。如佛克马指出的:“他们常常通过否定自己赖以生存的社会和文化网的正统性来与这种状态抗争, 他们把这张网看做是某种偶然发展起来的产物。因此, 他们对现状提供正统性持怀疑态度。他们否认以正义和理性的形而上学概念, 以好与坏的陈腐划分或以简单的因果逻辑关系为基础的正确性。”[1] (P97) 这种怀疑表现为对个体被固定了的身份的拒绝与排斥, 吁求一种身份的多元性与易变性, 使身份一直处于传统意义上的未完成状态。一个共同体为了成为真正的必须包括过去的和甚至假设的后代人来生活于一个其过去也是现实的精神的空间;一种与祖先精神的交往和对陵墓的崇敬一直是意识到这种精神空间是真实之自然表现。”[2] (P108-109) 柯拉柯夫斯基所指出的个体与某一精神共同体的联系恰恰是后现代个体观力图排斥的状态。

后现代主义者力图回避或是割断这种自明的联系。伊格尔顿认为:“身体既是一种激进政治学说必不可少的深化, 又是一种对它们的大规模替代。存在着一种关于身体话题的美丽动人的唯物主义, 它是对现在已经陷入巨大麻烦之中的某种更为经典的唯物主义的补偿。作为一种始终局部性的现象, 身体完全符合后现代对大叙事的怀疑, 以及实用主义对具体事物的爱恋。”[3] (P82) 对身体存在状态的思考与某种精神自由的努力如出一辙, 传统的信念已经赋予身体一种与精神休戚相关的紧密联系, 精神的解放必须包含将精神从身体的附属中解救出来, 仍然将身体交付于某种唯物主义的文化存在经验之中。某种在传统文化中处于边缘的文化现象的合法性得以彰显, 得以被平等的注视、观照与认同, 同时被赋予应有的意义。

二、身份的游移:个体身份的文化符号学阐释

从《大话西游》文本层面出发思考以上所论述的文化逻辑以及我们与身体的关系转变的意义是极为近便的。其中主要角色都无一例外地进行着自我身份的转换, 单一的角色让位于多重身份的自由置换。至尊宝—齐天大圣孙悟空—夕阳武士—祥林;二当家—猪八戒—唐僧之父—新科状元;瞎子—沙僧—衙役;春三十娘—豆腐西施。而其情节的变化也暗含了对身份转换的隐喻, 个体角色的转换因之隐含了极为深入的情感逻辑。

从文化符号的角度更容易发现文本中隐含的价值观念重构的努力, 传统文本中单一的躯体形象被先在的固定于一种价值框架之中或是与一种身份确定下来。躯体形象只与一种相对固定的角色紧密联系。在影视文本中, 所运用的是演员的躯体形象, 这一形象在单一文本中是固定的, 只代表一种角色, 与一种意义相联系。躯体形象作为能指与其所指一一对应且不发生变化。以一种意义载体贯穿始终, 不排除有双重角色的存在, 但这种双重角色有其主导方面, 只是单一形象在同一层面上的不确定性, 最终仍然会回归某一角色作为某一固定的意义载体被定位与认识。而在现代电影中, 这一情况发生了极大的变化, 单一躯体形象不再以一种意义载体出现, 能指与所指的一一对应关系被彻底粉碎, 代之以滑动的能指, 单一能指可能指涉多元所指并且不处于固定状态。单一文本获得了某种开放性, 文本与现实的关系同样发生变化。

索罗门指出的现代电影对事件的重视包含了对电影美学观念转换的确认, 以情节结构的影片必然受制于情节结构的控制, 使影片只能在某一情节逻辑框架之内演进, 这一结构方式与时代的精神节拍相契合的。传统电影叙事模式相应于较为舒缓的生活节奏, 一种确信宏大叙事、因果逻辑、同一性、稳定性、必然性的时代观念。现代电影则不同, “从本质上看, 现代主义主张采取一种适应现代生活观的方式讲述电影故事。由于生活缺乏结构, 因而产生了没有结构的影片, 他们探索某些有趣的现代人物的生活所表现的现代精神。随意漂流和没有方向的形象反映着我们生活于其中的世界。”[4] (P441) 如果将这一文本整体层面的方式应用于对文本中人物身份的阐释, 可以看到, 由于现代生活中某种由传统宏大叙事提供的精神皈依不复存在, 个体的寻求自我定位的努力显现于一系列变动不居的身份确认之中。终极的缺席使个体在自我确认的道路上困难重重, 只能在单一的平面化的空间中不断滑动。深度模式让位于平面化的自我复制。形象将会产生如萨特所指出的非真实化, “就像从里面将一个存在的人掏空, 外面什么也没有改变, 没有任何特殊之点, 但里面已经空了, 成了空心人。”[5] (P166) 能指的滑动暴露出所指的缺乏, 寻找的过程成为目的, 形象比意义更为真实可靠。文本表现为所指缺席的符号的狂欢, 其所指涉的现实空间与历史空间被一再消解与重构, 传统的整一性为混乱与无秩序性取代, 我们无法再以整体主义的目光观照现实, 现实存在状态同样被符号的狂欢瓦解。

《大话西游》文本层面远未如以上论述那样极端, 然而文本中角色的转换已经暗示了这一方向。展现在文本虚拟空间中的现实存在已经与我们身处的现实相去甚远。读者 (观众) 一旦脱离虚拟空间, 其所构筑的较为稳定的意义序列便会瞬间崩塌。同时我们的内心体验已经改变了面对世界的态度。

摘要：在后现代语境下, 个体身份的确定性已然为一种多元化与不确定性取代。这一现象表征着后现代主体对精神自由的多元化诉求, 在瓦解已有的文化释读的屏障之中, 努力完成个体意义与价值的新型伦理态度的自我建构。《大话西游》的文本文化意义也由之得以开显。

关键词：个体身份,后现代文化,《大话西游》

参考文献

[1][荷].杜威.佛克马.后现代主义文本的语义结构和句法结构.[A].王岳川、肖水编.后现代主义文化与美学.[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

[2][英].柯拉柯夫斯基.形而上学的恐怖.[M].唐少杰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99.

[3][英].伊格尔顿.后现代主义的幻象.[M].华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4][美]S.J.索罗门.作为后现代艺术的电影.[A].王岳川、肖水编.后现代主义文化与美学.[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

多元文化身份 第7篇

莱斯利·马蒙·西尔科于1948年3月5日出生于美国新墨西哥州的阿尔伯克基，在离阿尔伯克基五十英里的拉古纳普韦布洛保留地长大。由于复杂的家庭背景，西尔科有着拉古纳普韦布洛人、白人和墨西哥人的血统。她从小就听家族成员讲述家族的历史和普韦布洛人的传统及民间传说，发现他们所讲的故事给她和印第安民族里的每一个人都赋予了身份，把她和印第安民族紧密联系在一起，也许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她对印第安文化传统的认同感最强。西尔科从1968年开始创作短篇小说和诗歌，她的长篇小说创作始于1977年出版的《仪典》（Ceremony），这部作品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将西尔科一举送入重要的印第安作家行列。《沙丘花园》（Gardens in the Dunes）是西尔科1999年发表的一部长篇小说，书中的故事发生在19世纪末，背景横跨两个迥异的世界：美国西部的印第安部落和维多利亚时期美国东部、英国和欧洲大陆的上层社会。这部小说主要讲述了11岁的印第安女孩——英迪戈（Indigo）“追寻印第安身份”的故事，它描述了美国印第安人的生存现状以及主人公英迪戈从“身份迷失”到“身份回归”的过程。

文化身份认同是后殖民主义理论的特点之一，它主要来源于霍米·巴巴的《文化定位》。在文学领域，后殖民主义主要聚焦于“他者”、“文化认同”与“混合”。随着后殖民主义的发展，“文化身份认同”开始成为世界范围内后殖民主义文学领域里颇受欢迎的研究主题之一。其基本含义，是指个人与特定社会文化的认同。在更广泛的含义上，“文化身份认同”主要是指某一文化主体在强势与弱势文化之间进行的集体身份选择，由此产生了强烈的思想震荡和巨大的精神磨难。其显著特征可以概括为一种焦虑与希冀、痛苦与欣悦并存的主体体验。“文化身份认同”一般包括“种族身份认同”、“宗教文化身份认同”、“本土文化身份认同”等。根据《沙丘花园》这部小说的主题以及“文化身份认同”的理论内容，笔者发现用这一理论对这部小说进行分析，可以更深层次的了解西尔科的写作思想和这部小说的文学魅力。

2、英迪戈的（Indigo）的文化身份认同历程

2.1、英迪戈的文化身份认同危机

这部小说的主人公是一位11岁的印第安女孩——英迪戈，起初她和同部落的人平静的生活在“沙丘花园”（沙丘花园是指印第安人在沙丘上建立的家园），但好景不长，她们的家园被白人掠走，她们的宗教信仰受到了白人宗教文化的动摇，她们的本土文化受到了白人主流文化的冲击——身份认同面临着危机。

2.2、英迪戈的文化身份迷失

英迪戈和部落的人被迫离开家园，又和家人失散，她被送到白人开设的学校接受白人的文化思想，由于无法忍受学校里的氛围和管理，她从学校逃跑后误打误撞地进入了一个白人的家庭，生活在白人中间。此时，她也失去了自己部落宗教信仰的“弥赛亚”的踪迹（弥赛亚是印第安人信仰的上帝）, 也无法参加一年一度的“Gost Dancing”仪式；同时她也开始学习白人的语言，有意识无意识地受到了白人思想意识和文化的熏陶——她迷失了自己的文化身份。

2.3、英迪戈的文化身份追寻

在自己的文化身份迷失时，英迪戈的精神和心理都受到了很大的折磨，于是她努力追寻自己的文化身份。她经常做梦梦到自己的家人、自己的家园，她想方设法地寻找失散的妈妈和姐姐；她情不自禁的一直在寻找“弥赛亚”的踪迹；尽管身处白人中间，她依然保留着自己部落睡觉和生活的习惯；她像住在“沙丘花园”时一样热爱自然、热爱动物、热爱大自然里的一切，她依然坚持印第安人思想意识和价值观。

2.4、英迪戈的文化身份回归

经过一番努力，英迪戈终于找到了自己的家人，和家人一起回到了故园——沙丘花园；同时她也看到了“弥赛亚”的身影，寻觅到了他的踪迹；她也完全恢复了印第安生活方式和文化传统——她的文化身份认同得到了回归。

结语

通过运用“文化身份认同”理论对西尔科的《沙丘花园》进行简单分析，可以发现，主人公对印第安文化的赤诚之爱及其难以割舍的印第安情怀构成了本小说的主题。其中的主人公——英迪戈并不仅仅代表她一个人，她代表了对印第安家园和印第安本土文化拥有一份难以割舍的印第安情结的所有的印第安人。西尔科在这部小说中勾画了一位女英雄——英迪戈，她起初家园被摧毁，和家人失散，然后生活到了白人中间，但是在她的内心深处，她从来没有忘记自己的身份。所以，她一直在尽力找寻家人并期望和家人回归故园，她也一直在用心寻觅自己的信仰，最终她成功了。从某种程度来说，英迪戈的成功也意味着印第安文化在面临白人文化冲击之时有了得救的希望。

参考文献

[1]、Homi K.Bhabha.The Location of Culture.[M]Routlege, 1994.

[2]、Said, Edward.Culture and Imperialism.[M]New York:Vintage Books, 1993.

[3]、罗钢, 刘象愚.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9.

[4]、刘玉.文化对抗:后殖民氛围中的三位美国当代印第安女作家.[M]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 2008.

[5]、翟润蕾.莱斯利.马蒙.西尔克:美国印第安文化的歌唱者.[J]外国文学, 2007, (1) .

英语教师如何体现自己的文化身份 第8篇

语言离不开文化, 文化是语言的基石。文化与外语教学的关系以及培养跨文化交际的能力等问题一直是外语教学的热门话题。2001年颁布的《全日制义务教育普通高级中学英语课程标准 (实验稿) 》将文化与文化教学的目标放在了很高的地位, 强调了对跨文化意识和跨文化能力的培养, 并对文化教学的目标进行了描述。那么, 在新课程背景下, 作为英语教师, 如何在平时的教学实践中体现并运用好自己的双重文化身份, 将语言教学和文化教学相结合呢?本文将就此话题进行探讨。

二、语言与文化密不可分

如果我们想使用另外一种语言来进行交流, 不仅需要了解其符号, 也需要了解使用这些符号的规则。但是, 仅有这两点仍然不够, 因为语言同时影响着人们认识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过程。语言, 对于个人感知和理解这个世界具有主要的影响。一定的语言总和历史并和一定的文化相关联。语言是相关文化的关键。各种语言本身只能在语言所处的文化背景中才能被充分认识;语言和文化总是一起研究的 (莱昂斯, 1981) 。

语言是我们从事社会活动要借助的主要方式, 置之于交际背景中, 它便以各种方式与文化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美国社会语言学家萨丕尔 (1985) 对语言做了高度的概括:语言是一种用以表达思想和感情的语音符号系统。语言学家帕尔默 (1983) 在《语言学概论》中提出“语言的历史和文化的历史是相辅而成的, 他们可以互相协助和启发”。由此可见, 语言与文化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 文化是语言赖以生存的土壤。语言材料中, 篇章、句子, 甚至每个词无不包含着本民族的文化信息。我们学习了英语单词、句子, 只不过是学习了语言的结构、符号, 并不意味着我们理解了其意义。只有理解和掌握了语言的文化内涵, 才是真正理解了语义。

人类借助语言创造了文化, 文化又影响着语言的发展。一种文化中出现了新的需要, 其语言就会相应作出反应, 创造出新的词汇, 或从其他语言借用词汇, 或给已经存在的词汇加上新的意义。有的语言学家把语言比作树, 把文化比作森林, 认为如果只顾语言, 不了解所学语言赖以存在的文化, 就等于见树不见林, 很难完全理解和正确、得体地使用所学语言。文化语言学研究表明, 语言中储存了一个民族所有的社会生活经验, 反映了该民族文化的全部特征。所以, 语言和交际不可能脱离文化而单独存在。

三、课程标准中的文化意识目标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文化的积淀、文化的映像, 同时又是文化的一部分。因此, 外语教学中必须教授文化, 这一点已是外语界的共识。外语界的学者倾向于将文化定义为“特定人群的行为模式以及支配行为的价值观念体系” (胡文仲, 高一虹, 1997) 。此外, 他们还指出, 外语教育也是一种人文教育, 对于目的语文化整体的了解将有助于学习者具有更高的素质和更完善的人格。

为适应外语教学中对文化教学的要求, 由国家教育部制定, 并于2001年颁布的《全日制义务教育普通高级中学英语课程标准 (实验稿) 》 (以下简称《标准》) 中, 将学生文化意识的培养列入大纲。《标准》明确指出, 综合语言运用能力的形成建立在语言技能、语言知识、情感态度、学习策略和文化意识等素养整合发展的基础上, 而其中文化意识则是得体运用语言的保障。

2003年颁布的《普通高中英语课程标准 (实验) 》在第三部分“内容标准”中专辟“文化意识”一节, 指出接触和了解英语国家的文化具有“四个有利于”, 即有利于对英语的理解和使用;有利于加深对本国文化的理解与认识;有利于培养世界意识;有利于形成跨文化交际能力。要求教师要扩大学生接触异国文化的范围, 帮助学生拓展视野, 使他们提高对中外文化异同的敏感性和鉴别能力, 为发展他们的跨文化交际能力打下良好的基础。同时, 《标准》单独列出了“文化意识目标 (七级~八级) ”, 其中七级有十大目标, 八级有六大目标。由此可见, 文化意识是英语教学中一个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

四、英语教师的文化身份

在文化意识的培养被列入课标的背景下, 教师又该如何看待英语教师的文化身份呢?所谓中国英语教师的文化身份, 指的是中国教师在教英语时以哪一种文化为出发点, 是立足于汉语文化还是立足于英语文化。英语教师的特殊文化身份是作为汉语文化成员的汉文化背景身份以及作为英语文化准成员的英语文化伴随身份。

对中国英语教师而言, 其“双重文化身份”具有以下特点。

第一, 两者不是相互矛盾的。前者是主要的、永久的, 因为一个人具有什么文化身份完全取决于他生活的环境。在中国本土成长起来的英语教师, 其文化归属只能是中国文化。后者则是次要的、暂时的 (或阶段性的) , 它主要伴随英语教师出现在完成职业任务时, 如英语课堂教学中。

第二, 具有动态的性质。很显然, 英语教师的两种身份在不同的环境中, 如现实生活、课堂教学等中会有某种程度的变化。两者实际上是互动的。英语教师应适当调整其文化身份意识, 在具体教学活动过程中, 扮演不同角色使其文化身份具有双向性, 如同一头通向英语文化、另一头通向汉语文化的“桥梁”。借助于这座桥梁, 学生可以走近英语, 从而更好地理解英语文化, 同时又可以反观自身文化。

就英语教师而言, 我们既是母语 (汉语) 文化背景中的成员, 又是目的语 (英语) 文化的习得者与传授者。在教学实践中, 除语言方面外, 英语教师在学生价值观和思维方式的形成方面起很重要的作用。并且, 英语教师的双重文化身份使他们有条件帮助学生形成、发展、修改其观念。

五、如何在教学实践中充分体现英语教师的文化身份

中国英语教师的双重文化身份之特殊性在于他们既有以中国文化为基础的背景身份, 又有深受英语文化影响的伴随身份。在英语教学中, 这两种文化身份有时或许不一致, 但并不是矛盾的, 而是动态的或者说是互动的。根据课程标准编写的高中英语教材中, 也更多的注入了文化元素, 使得英语教师的双重文化身份有了更大的展示舞台。

首先, 教师可以把文化作为一个工具来看待, 通过帮助学生掌握语言中的文化因素这一工具来克服语言理解中的障碍, 增强对目标语的理解。外语教师的首要任务不是沟通文化差异, 而是培养学生理解文化的能力。

其次, 教师对文化内容的讲解要有选择, 对于主流文化的内容应详细讲解, 在讲解课文内容时可进行必要的补充, 以避免在实际交际时学生因缺乏文化知识而引起不必要的误会。

第三, 教师在教学中尽可能地将文化背景知识具体化、形象化。因为只有当所学文化内容和语言内容在日常生活中有密切联系时, 学生才不会认为语言和文化的内容过于抽象、空洞和捉摸不定, 才会真正认识到文化因素对语言习得的重要性。

在具体的教学实践中, 教师可以从以下方面入手。

第一, 话题教学渗透文化

现在我们所使用的《Advance with English牛津高中英语》教材 (以下简称为《牛津高中英语》) , 其中一个最具特色的地方就是每一个模块所编写的内容都跟一个主题相关。例如, 《牛津高中英语》第六模块是以“人际交往”为主题的, 第八模块是以“语言和电影”为主题的, 而第九模块则是以“文化和宗教”为主题的。把与相关主题有联系的文章放在一起学习, 可以帮助学生在对这一主题有一个大致认识的基础上, 还能从不同的角度来认识同一事物, 可以开拓学生的文化视角。

第二, 倡导英语思维方式

培养学生用英语思维的习惯同样也是文化教学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除了在跟学生进行情景对话等的操练时要注重英语思维的培养外, 在课堂教学中教师要始终坚持“English if possible, Chinese if necessary”的英语教学原则, 因为用英语进行课堂教学的同时, 英语教师也正是以一种极佳的方式在诠释自己作为语言和文化传播者的双重身份。学生在日复一日的熏陶中, 逐渐习惯了英语的思维和表达方式, 无形中为自己扫清了因文化差异而带来的理解障碍。

第三, 增加背景知识

例如, 《牛津高中英语》第九模块第四单元的课文是Biblical idioms in English, 其内容主要是介绍与圣经故事相关的成语。在教授这篇课文时, 笔者还介绍了基督教、佛教和伊斯兰教的相关内容, 使得学生对世界上的几大宗教各自的特点和禁忌也有了一定的了解。背景知识的增加, 不但可以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 激发他们的求知欲, 而且还能加深学生对课文的理解。并且, 通过扩大学生接触异国文化的范围, 帮助学生拓展视野, 使他们提高对中外文化异同的敏感性和鉴别能力, 进而提高跨文化交际能力。

第四, 加大英语阅读量

由于不同的文学作品反映不同的文化背景, 而不同的文化背景又导致了不同文化现象的产生, 因此要想了解外国语言的文化, 阅读一定量的文学作品也是一种有效途径。在笔者的教学实践中, 也曾鼓励学生进行一些辅助性的文学阅读, 向学生推荐一些文学名著。另外, 在笔者所在的学校, 一直遵循着一个传统, 也就是学生人手一份英文报纸, 学生在阅读这些报纸时, 他们所接触和学到的是最新、最真实的并且是不断变化中的英语。

六、结语

语言与文化密不可分, 而《标准》中所提出的文化教学目标, 为英语教师展现自己的双重文化身份提供了舞台, 同时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只要教师牢记“语言是文化的载体”, 按照课程标准的要求, 明确自己的双重文化身份, 坚持在语言教学中融入文化教育, 必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培养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 真正促进学生综合语言运用和整体素质的提高和发展。

摘要：语言与文化密不可分。语言是文化的载体, 而语言学习的主要目标则是实现跨文化交际。2001年颁布的英语课程标准第一次将文化意识的培养列入了课程目标, 使文化教学的重要性日益凸显。本文就英语教师应如何看待自己的双重文化身份以及在具体的教学实践中如何体现自己在文化教学中所扮演的角色进行论述。

关键词：语言,文化,教师,文化身份

参考文献

陈俊森.跨文化交际与外语教育[M].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2006.

邓炎昌, 刘润清.语言与文化[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1989.

顾嘉祖.语言与文化[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2.

胡文仲.文化与交际[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1994.

胡文仲, 高一虹.外语教学与文化[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 1997.

贾玉新.跨文化交际学[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2.

帕尔默.语言学语概论[M].李荣, 等, 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3.

萨丕尔.语言论[M].陆卓元, 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5.

约翰·莱昂斯.乔姆斯基评传[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1.

亚裔美国文学中的文化身份 第9篇

（一）文化身份理论概述

文化身份理论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由美国精神分析家Eriksson首次提出。最初，文化身份被描述成“心灵的归属感”，强调特定民族的价值、背景、看法。并指出它“是在不同的时空顺应民族、族群的需要被构建和塑造出来的。” 该说法下的文化身份跟倾向于“民族身份”。

荷兰学者瑞恩·赛格斯扩展了这个最初的界定，认为某一特定族群和民族的文化身份只是部分地由那个民族的身份决定的，“文化身份是一个比民族身份更加宽泛的概念”。所以，“通常文化身份可以被看做某一特定文化特有的、同时也是某一具体的民族与生俱来的一系列特征”。

20世纪90年代，Collier成为文化身份理论的代表人物。并和Thomas一同对于跨文化交际中文化身份的处理提出了重要理论。Collier和Thomas提出理论命题：文化身份越是自认定，它们在于其他身份相比时位置就越重要。

需要特殊说明的是，亦有学者把Cultural Identity翻译为“文化认同”。从语义理解，这种翻译强调了个体追求“认同”的心理。笔者在这篇论文中将不采用此翻译。因为“文化身份”不但包含着个体主观上的“认同”，也包含着由交际者的交际习惯、所处社会结构而带来的“从属”。也就是说，是外因和内因共同造就了个体的“文化身份”。

（二）文化身份的特点

1.多重性

每个个体的文化身份不是单一的。在现实生活中，面对不同的对象，身处不同的场合，个人的文化身份都有着显著的不同，需要在复杂的语境之协商各自的文化身份。

例如，A同学在的身份可以是：家中的独生女、虔诚的穆斯林、咖啡厅的兼职服务生、舞蹈团领舞、摇滚乐队歌迷等等。

2.可变性

个体处在社会中，环境会不断促使自身发生改变。从而使自身拥有更多或者更少的文化身份。郭晓川提出文化身份是“丰富的，内部有张力，包含着不同的，相互质疑的部分，因此也就能吸收来自外部的不同文化的营养，不断发展自己。”同时，在特定情境下，个体业可能被迫放弃或主动放弃文化身份中的某个部分。

文化身份的可变性在移民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当移居地和原有文化产生冲突时，大多数移民希望继续忠于原有的文化。但同时，为了在新的环境中生活，他们也要做出改变。这种改变会让他们接受新的文化身份，也会放弃部分旧有的文化身份。

（三）文化身份的显著度

文化身份的显著度指的是某种特定文化身份在跨文化交流双方之间被重视的程度。在特定的语境，面对特定对象，每种文化身份的显著度都是不同的回到1.2.1中的例子，如果A同学想要和一个基督徒男性发展恋情，她穆斯林的文化身份显然是最显著的。如果A同学去应聘兼职舞蹈教师，她独生女的文化身份显然是相当弱的，而舞蹈团领舞的文化身份是最显著的。

二、小说《同名人》中的文化身份

（一）关于《同名人》

长篇小说《同名人》是印度裔美籍作家裘帕·拉希莉（Jhumpa Lahiri）2005年的作品，它描述了两代流散者不同的精神体验。

主人公果戈里是出生于美国的第二代移民。他的父亲艾休克出生于印度，22岁时的一次劫后余生让他决定来到美国，并将婚前只见过一面的新婚妻子阿西玛一同带到这片土地。夫妻两共同的习俗文化让他们在这片土地上相互依赖，彼此依存。

儿子果戈里却和他们完全不同。生于美国，果戈里一派美国青年做派。他一直不理解并且烦恼于父亲给他起的名字。果戈里交往了一个美国女友，两人的恋情却因父亲艾休克的去世终止。后来，果戈里与同为印度裔的莫西玛成婚，而婚后生活也面临着移民身份带来的冲击。

（二）主人公的多重文化身份

比起第一代移民的离根之苦，第二代移民承受的文化冲击往往更加复杂，因为他们拥有更复杂的文化身份。小说主人公果戈里拥有多重的、变化的文化身份。是印度后裔、美国籍、建筑学博士、白人女孩的男友等等。

对于父母来说，他最重要的文化身份是印度后裔。果戈里的父亲艾休克和母亲阿西玛都是较为传统的孟加拉人。虽然身在美国，他们仍然尽量坚持保留着原有的文化。尤其对于阿西玛，她鲜少与外界接触，坚持穿着印度纱丽，点吉祥痣，坚持做印度饭菜，为孩子举行印度教仪式。

对于白人女友来说，果戈里最初只是一个“American Born Indian”，除了家族成员，其他方面与美国青年没有不同。这时候白人女友最看重他的文化身份应该是“生长于美国”。然而，自从去过果戈里的家，他“印度后裔”的文化身份在白人女友面前开始增强了。

果戈里后来的妻子莫西玛与他有着相似的经历。莫西玛先后在巴黎、美国留学，由一个“书呆子”变得非常“性感”，十足美国做派。对于她，起初，果戈里“美国建筑学博士”的文化身份是很重要的。但婚后，果戈里也渐渐意识到他内在的“根”，果戈里“印度后裔”的文化身份开始凸显。

三、文化身份显著度对跨文化交流的影响

（一）“偏好”“抵触”“显著度”

不同个体对他人的不同文化身份存在不同的态度。有所偏好亦有所抵触。在这一部分，笔者将以《同名人》为例探讨“偏好型”文化身份和“抵触型”文化身份的显著度对跨文化交流的影响。

（二）文化身份显著度对跨文化交流的影响

1.果戈里与母亲（阿西玛）

在果戈里的多重文化身份中，“印度后裔”是阿西玛的偏好型，“生长于美国”是阿西玛的“抵触型”。

在两人的交流中，果戈里的后一种文化身份的表现远远比前一种显著。例如，果戈里称父母为“家伙（guys）”；随父母到印度，果戈里称人力车是“旧社会封建传统”；交往白人女友。这些都是阿西玛的“抵触型”文化身份“生长于美国”才会有的举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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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这样的举动为母子两跨文化交流带来的影响是：阿西玛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认为这“简直像个陌生人”；难以忍受他对人力车的嘲讽；竭力容忍白人女友。

这种“抵触型”文化身份的显著和“偏好型”文化身份的不显著导致了母子二人交流的不愉快。

2.果戈里与白人女友

对于白人女友（麦克斯）来说，“生长于美国”是她的“偏好型”；“印度后裔”是她的“抵触型”。

两人交往伊始，果戈里的做派与其他美国青年没有太大区别。两人都热爱自由，喜欢浪漫，交往得十分顺利。然而，果戈里的父亲去世后，她的“印度后裔”文化身份开始变得显著。他剃了头发，回到印度为父亲办理后事，并拒绝麦克斯的参与，因为“这是家人的事”。而麦克斯则认为两人“早就是一家人了”。两人因此产生不快并最终分手，可以说是一次不成功的跨文化交流。

可见，“偏好型”文化身份的显著令两人相处愉快，而“抵触型”文化身份的显著导致了交流的问题。

3.果戈里与莫西玛

莫西玛之所以与果戈里相爱并结婚，就是由于他“生长于美国”这个文化身份。两人有着相似的经历，并走到一起。然而，婚后莫西玛果戈里变得越发传统。他不希望莫西玛出去工作，而是当一个家庭主妇。这与莫西玛对于“生长于美国”这个文化身份的重视截然相反。最后，莫西玛说：“也许是我不满足于我们俩都是孟加拉人”并有了外遇。

“偏好型”文化身份最初吸引了莫西玛，两人走到一起，而“抵触型”文化身份变得显著时，两人产生了冲突，交流失败。

4.分析

笔者用下面的表格将“偏好型”和“抵触型”文化身份显著度对跨文化交流的影响做出汇总。其中“↑”“↓”分别表示对跨文化交流有利和不利。（见表1）

由表1的总结可以看出，“偏好型”文化身份显著度越高，越有利于跨文化交际；“偏好型”文化身份显著度越低，越不利于跨文化交际。“抵触型”文化身份显著度越高，越不利于跨文化交际，“抵触型”文化身份显著度越低，越利于跨文化交际。

四、小结

跨文化交际中，首先遇到的就是“身份”问题。然而，在不同语境下，面对不同对象，“文化身份”不是单一的、不变的。每个个体都有多重的文化身份。民族、社会环境、行为习惯可以塑造人们的文化身份；同时，基于个人的主观能动性，主观因素也能塑造文化身份。在不同的语境下，个体的每个文化身份的体现强度也不同，即显著度不同。

在交际中，个人的总有受到交际对象偏好的文化身份和被交际对象抵触的文化身份。通过对《同名人》的分析，可以看出，“偏好型”文化身份显著度越高，“抵触型”文化身份显著度越低，越有利于跨文化交际；反之，“偏好型”文化身份显著度越低，“抵触型”文化身份显著度越高，越不利于跨文化交际。

作为多元文化最集中的国度，美国拥有大批各国移民。亚裔美籍文学中文化身份的研究是了解亚洲流散者在美物质精神旅程经历的重要部分。小说《同名人》中，作者裘帕·拉希莉并没有为她笔下的亚裔美国人提供一个明确的自我身份界定方式，而是留下了一个开放式的结局，让角色和读者都在这个未解的问题中寻求文化身份的多重含义。这也更彰显了当代移民在异质文化氛围中感受的复杂性，以及对此问题进行探究的必要性。

随着全球化成为明显的世界性趋势，跨文化交际将越来越频繁的出现在非官方乃至个人领域。交流的跨文化性也给“文化身份”赋予了更深长的意义。一方面，越来越多不同文化之间的人开始互相了解交流；另一方面，移民（包括二代移民）也将受到不同文化身份转换的挑战。因此，对文化身份理论的深入理解，将有助于跨文化交际的进行。

参考文献：

[1]蔡荣寿，金芳颖.跨文化交际通论[M].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2009.

[2]严明.跨文化交际理论研究[M].黑龙江：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09.

[3]拉里·A·萨默瓦，理查德·E·波特.跨文化传播[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4]斯图亚特·霍尔，保罗·杜盖伊.文化身份问题研究[M].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10.

[5]关世杰.跨文化交流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

[6]郭晓川.文化认同视域下的跨文化交际研究[D].上海：上海外国语大学，2012.

[7]梅晓云.名字的背后是什么——评裘帕拉希莉的小说《同名人》[J].西北大学学报，2008，38（）：157-160.

[8]陈春霞.流散文学的文化研究[D].苏州：苏州大学，2007.

多元文化身份 第10篇

身份危机:青年博客心理的内在动因

身份危机成为青年博客写作的原动力。首先, 处于“后青春期”的青年一代认可的亚文化与父母代表的主流文化之间暗含疏离与抵制, 青年群体的文化身份存在危机。青春期的焦虑与自我, 促使青少年抵制主流文化而试图另创一套新的价值系统, 如崇尚流行时尚和迷恋共同的偶像, 以确认属于自己的文化空间。这也是偶像与粉丝文化出现的原因。其次, 转型期社会价值标准的多元激化、人际交往的异化与焦虑, 青年群体的人际身份存在等级差异与隔阂。忠诚度的大幅度瓦解造成了人们在网络时代背景下人际关系的疏离与异化, 大面积的情感缺失和诚信度的匮乏使得人们在这个网络时代开始产生恐慌和不确定感。“网络空间的特征, 使得网络互动中情感支持功能凸显。这一方面与宏观的社会变迁、微观如竞争机制的育人等, 造成人际关系的变化, 现实生活中人际信任度随之降低, 情感支持功能锐减有关;另一方面也由于网络互动的匿名, 更为情感的宣泄解除了后顾之忧。” (1) 而博客的产生和流行, 正是顺应人类渴望交流但又习惯在现实生活中自我保护的本能。最后, 城市化进程的加速、流动人口的增加使青年群体的固定身份消弭在变动与流散之中。

种种类型的身份危机使在现实生活中可能得不到太多精神支撑的青年群体转向虚拟空间, 真实身份缺席的虚拟互动有助于自由、平等、友善的交流空间的形成。一方面, “身体的不在场消除了由于外貌特征而带来的交流双方的某种先赋的不平等, 以及随之而来的自卑和优越感, 得以更为开放和更为大胆的姿态进入网络社区, 直露、坦率。个体的身份、财产状况、社会地位、性别、种族、国籍等差异的被屏蔽, 与之相关的社会偏见被削弱, 极大地削平了现实等级;另一方面, ‘蒙面’交往形成的安全保障, 更容易消除个体间的戒备, 有助于信任关系的确立” (2) 。由于现实生活中刻板印象所造成的思维定式的影响, 现实的身份认定往往基于一些外在的表象, 从而产生身份的危机与焦虑。相反, 博客传播有效地促进了交往合理化带来的公共空间的构型。

身份认同:青年博客心理的外在诉求

博客是自我言说的工具, 是打开话语垄断权的相对独立的私人话语空间, 既确立了个人主体, 同时也是主体的弥散, 化为或独立或多元的公共身份空间。从整体上看, 博客写作基于身份认同的心理。草根群的身份建构基于现实社会中不能得到认同的心理;名人或明星博客彰显生活品位、消费方式、思维方式的前卫性代表了特定阶层的优越和特权;博客群的领袖身份代表了特定的话语权。在青年群体中, 获取身份认同更成为重要的心理表征。由于后青春期的个体意识和自我认同并不稳固, 青年人往往通过群体分享而获取认同和归属。青年群体的博客文化大体上有两种表现形式:一类表现为博客圈的群体共享存在。这种博客写作表面上是私人领域, 实则指向公共空间的建构。博客是身份认同的场域, 个人博客隶属于不同的博客群体, 在博客的发帖与跟帖中良性交流, 形成博客的好友圈, 达成资料共享和情感互动。在这个圈子中, 没有等级的隔离, 没有地位的差异, 没有地域的歧视, 天南海北、志同道合的年轻人构成一个和谐的交往空间, 从而实现群体性的身份认同与压力的释放。

另一类表现为相对独立的博客。这类博客一般只针对某些特定的好友开放, 以对生活琐事和情感经历的记录为主, 带有更多的私密性。与前一种类型显在的认同心理不同, 此种博客的认同心理具有隐蔽性。虽然这些博客一般不对陌生人开放, 但是可以设想一下, 如果不是出于认同和交流的心理, 博主大可以以传统日记的形式来记录心路历程, 而不需要使用博客这一大众传播的工具。“写网络日志的人, 都或多或少地渴望别人看完自己的日志能与自己交流, 如果能产生共鸣则是最为欣喜的, 并且这种交往会激发作者写博客的动力。” (3) 对私生活的展示表明博主潜在的渴望得到他人关注和听取他人对某一事物意见的心理, 如果有朋友来踩自己的博客空间并给予肯定和支持, 博主一般会感到欣慰和兴奋。因此, 独立于博客圈外的私人博客同样表现出个体向群体寻求支持和认同的心态。

博客是个体达到社会化远离边缘化的表现方式。由于青年群体现实生活身份危机的显现与认同的艰难, 促使青年群体倾向于选择博客这一虚拟的“精神家园”以实现人类交往的本能和社会化的历程。对于人际交流渴望而又敏感的青年群体, 博客中来自他人的回应、关注和支持可以为博主赢得心灵支撑, 获取群体归属感和幸福感, 对于现实生活中存在交往障碍的个体而言更是意义非凡。总而言之, 博客是青年群体掌握话语权、获取身份认同、张扬个性风采、记录心路历程、发挥亚文化的创造力的平台。

身份整合:对青年博客心理的引导

在转型期的中国社会, 文化产业飞速发展。主流/亚文化、精英/大众文化的分野使整体的文化态势呈现出多元共生的景象。除了关注博客文化在青年群体身份认同中的积极作用之外, 青年博客文化也显示出网络大众传播的某些心理症候。一方面, 从博主自己开博的角度来看, 有些博主为了片面追求点击率而宣扬低俗化的信息以满足部分受众的窥淫欲, 有些博主在博客中大量转载未经证实的假信息以吸引眼球, 有些博主甚至花钱雇用“网络水军”、“网络推手”, 以不正当的手段捧红自己, 跻身“当红博客”之列。这种建立于猎奇心理之上的虚假的繁荣、虚伪的关注和互动注定只能昙花一现, 而不能成为和谐交往的基点。写博客正是为了避免现实生活中由于各种差距和偏见而造成的交往异化, 而以上行为则加深了心灵异化的程度;从心理的角度而言, 不但没有达到舒缓心情、放松自己的效果, 反而用急功近利的心理污染了博客这一草根民众的精神乐园。

另一方面, 从博主跟帖的行为来看, 青年群体对名人博客的追捧表现出大众传播的负面影响。比如“抢沙发”这一行为, 在自己喜欢的偶像、明星或名人博客中并没有进行有效的跟帖和回应, 而是以抢沙发这种无效传播的方式参与到与博主的对话中, 并没有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互动。再如青年人由于个人的文化积淀和兴趣爱好的迥异, 所崇拜的名人博客也有所不同, 这就形成了博客“粉丝文化”。这种文化现象也部分地存在消极的一面, 青年群体常常划分为不同的派别, 在自己青睐的名人博客中互相谩骂、指责、嘲弄, 形成了恶性而非良性的大众传播与人际互动关系。

同时应该注意到, 名人博客在大众传播上的效应增加了, 而在人际传播上的效应则相应减少。“核心博客与普通博客之间的关系通常是单向的, 是因为后者不能提供足够有趣的观点来使核心博客主参与进一步交流……他们的关系如同明星和追星族。” (4) 此外, 对博客圈的专注可能造成对网络依赖性的增加和现实人际交往的进一步弱化, 催生“宅男、宅女”的出现。博客生活、虚拟社区已然比现实生活更真实, 许多青年人转向与博客共存的生活状态。事实上, 博客圈是拟态的社区, 博客身份与现实身份常常是相违背的。身份的不确定性和隐匿性成为青少年“网瘾”形成的诱因。名人博客交流的不对等性与网络虚假的身份伪装并不能实现真正的平等交流和自我认同, 反而会加深热闹背后心灵的荒芜和情感的弱化。

总而言之, 博客整合于从破碎走向统一的身份确认中。大浪淘沙, 在林林总总的网络博客中, 只有具备现实和虚拟身份的统一性、思想见解的独立性、主情抒发的真实性以及文笔墨彩的趣味性等特征, 才能使网络博客成为既能抒发自我, 又能传播思想的从信息共享到思想共享的传播平台。[本

注释

1岳丽君:《网络互动的社会功能分析》, 《学术交流》, 2004 (4) 。

2刘津:《博客传播》,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8年版, 第78页。

3孙冉:《从BLOG与传统日记的区别看大学生博客的写作心理》, 《中国青年研究》, 2006 (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