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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家小学始建于 1939 年。占地面积 5803 平方米。建筑面积 7306 平方米。有 60多个教学班，85 名教职工，其中有中学高级教师 5人，特级教师 1 人（返聘 2 人），小学高级教师 43 人。
学校是联合国教科文俱乐部组织成员。于 1980 年与日本东京都台东区立台东小学建立了友好校的关系。史家小学的办学指导思想是“一切为了孩子，一切为了明天”。办学宗旨是“三全三爱三服务”，即：培养学生德智体美全面发展、面向全体学生、对学生全方位负责；爱事业、爱学校、爱学生；为学生服务、为家长服务、为社会服务。“和谐教育”是学校的办学特色。学校是联合国教科文俱乐部组织成员。十多年来，随着年龄的增长，对于母校——史家胡同小学的牵挂，总是如坠悬心。每听到母校重建或是扩建的消息，都要回去看，徐徐地在校外周边走一遭，因为找不到进去的理由，不便进，只能远远地张望，心中默默比对着新旧校园建筑的位置。一时间，封存已久的记忆常被激活，却不连贯，断续地飞来飞去……
旧时的史小，跨着史家胡同和内务部街两条胡同间的一片，是由明清官宦人家的祠堂改建而成的。校园大致分为两部分，一部分为西面的操场和北小院；另一部分较大，在东面，分里外两个院落，排列着教室和礼堂。两者之间有矮墙相隔，又由两个垛子门相通。学校有校舍二十余间，一律灰砖灰瓦。除去在大门向北的一线与操场尽头有两三座突出的建筑，其余的，都是南北朝向的矮屋，做教室也做办公室。室内采光还好，两面有窗，只是未做天花，梁与椽都裸露在外，加之砖头墁过的地面，阴湿地发着暗色，布满了清扫不净的沟缝，总不显明亮。桌椅也陈旧，黑乎乎的，木纹毕现，已磨没了棱角。桌面上留下经年学长们刻画的“大作”，擦也擦不掉。那年月，没有暖气或空调，冬天要生炉火。炉子是铸铁的，铸着竖直的条纹，矮矮的，不很粗。炉火旺时，炉壁烧成暗红色，热气在教室里散开来，扑面的暖。烟囱总接成直角，伸向窗外，冒出缕缕的青烟，在冷气中弥漫去。教室前，立着滑梯、压板和攀登架。每到课间或课后，都有同学攀援上下，玩的人多了，常发出不堪重负的吱呀。夏日里，南北两侧的窗是打开的，骄阳映下老槐婆娑的树影，散漫地在窗前抖晃。树上栖息着不少知了，很得意，吱吱地叫。记得在树的枝丫上，悬挂着一口铁钟，是有钟架的那种，锈迹斑斑的，仿佛从未摇响过，总是沉默，似在冥思默想中追忆着曾经洪响的辉煌。 清晨，我们聚集在学校门口，等开校门，看晨曦在高大的门楼上缓缓地爬下。旧时史小的门楼，飞檐斗拱；内里朱漆大门对开，漆很厚，下设高高的门槛。尤其是大门两侧的传达室和总务室，青石为基，高出地面一米有余，彰显着昔日公子王孙家庙的威仪。开大门的时间大约在七点钟，我们簇拥着走进学校，沿宽宽的甬路，进二道门。在二门里，一座近代的西式建筑显得卓尔不群，门窗起拱，宽大豁亮，自上而下铁制的排水管，通向甬路一侧青砖砌成的水道，房门与二门正对，门旁常挂一面镜子，不是很平，映现出我们些许变形的影像，有点滑稽。
适逢学校集会的日子，我们搬着课椅，在礼堂前排队等候，按顺序入场。大礼堂坐落在后院正北，古朴又巍峨，显然是由旧时宗庙的正殿改造而成。青石的殿基，朱红色的窗棂与门楣之间有立柱突显，改装后的门窗镶满了玻璃，在阳光下熠熠生辉。礼堂旁的国槐，大约与礼堂同龄，高大粗壮，一人难以合抱。树下的根系破土而出，倒像是伸出的树“脚”，支撑着结实的树干和繁茂的枝叶。悄悄地，绿色的尺蠖（吊死鬼儿）荡着细丝，缓缓滑下；抑或就落在前面同学的肩头，蠕动着，招惹得女生叫，男生笑……
时近黄昏，快静校了，我们还在操场上打球，尚无归意。远处，落日的余晖装点着操场尽头茕茕孑立的小楼，把灰黄的砖瓦映得绯红。这座教学小楼只有两层，已然老旧，楼梯和楼板磨出深深的槽痕。走在上面，发出击鼓般空洞的声响。木质门窗的四框，漆皮尽脱，显得很“瘦”，宛若耄耋老人的手臂，在漫长的岁月中逐渐干枯。北侧的窗，小而且高，临街间或传来走街商贩的叫卖声和邻里之间的搭讪。此刻，胡同里的小学与小学外的胡同，神圣的教育与寻常百姓的生活交汇了，共同融入我们童年的金色时光。
在小学六年的学习生活中，有两位老师使我终生受益，难以忘怀。一位是郝淑征老师，另一位是张效梅老师。两位老师的年纪差不多，外貌和性格却迥然不同。郝老师生得贤淑，端庄，性格婉约；张老师则是秀丽，飘逸，性情率直。郝老师衣着很朴素，常穿一件蓝色的“列宁服”———掐腰斜兜的女装，白净的脸上，时有红云飞过；张老师着装时尚，处事练达，总显得英气勃勃。然而，她们对教育至高境界的追求，却完全的一致，旨在以各自不同的方式雕琢着我们幼小的心灵。
初入学时，我还不到七周岁。因为是独生子，出门上街都要母亲领，很少与外人接触，对班级生活很不适应，显得孤僻，娇气，又胆小。每天上学，总是怀着莫名的恐惧去，带“获释”的轻松回，话不多讲，班里仿佛没有我。直至，一个小“秘密”改变了我。那日，我做值日生。课上忽而肚子疼得紧，要去厕所，却不敢对老师讲，在下课前擦黑板的一刻，实在耐不住，拉了出来，沿着裤管滑落到地上。幸好同学中无人发现。稍顷，郝老师见到后，没声张，也未追究，立即安排放学，并独自清扫了地面。老师当时的不追究，反而使我愈加忐忑不安起来。我怕老师还会提起此事，更怕同学们都知道……第二天放学后，郝老师把我留下了，我的心骤然急跳，跳之欲出。只见她把我带到办公室里远离人群的角落，让我坐，微笑着在我耳边悄声说起先前我的“丑”事，没有责备，只有期待，要我勇敢起来，要我多与老师同学交流，要我成为一个真正自强自立的小男子汉。最后，老师郑重地对我说：“昨天的事，是你我之间的小秘密，我们无论对谁都不再说，好吗？”顷刻间，我噙着的泪，扑簌簌地夺眶而出，只会不住地点头了……五十多年过去了，这个秘密已不再是秘密了，如同襁褓中的婴儿总要尿床一样，不是秘密了。然而在当时，正是这个秘密，使我在自省中努力地重塑自我，仿佛变了一个人。时至今日，每当想到那个小“秘密”，宛然又听到郝老师喃喃的话语，又看到她凑向我，前倾的身形，又感到她垂下的发丝在我耳轮间的骚动。
张老师教高年级，是特级教师，教育教学水平很高，出席过全国“群英会”，在全区乃至全市都很有名。我总觉得，在她身上似乎有一种魔力———使你不得不听她讲，照她说的做，绝非武断专横。在她面前，无论是课上还是课下，你尽可以去想，去说，去做，自由自在，而绝不会背离她所设定的信条———做人要正直与真诚。那年，“六一”节前夕，在一次班会上，张老师布置到中山公园“五色土”参加庆祝活动的相关事宜，尤其强调纪律要求。下面的一位女同学还做小动作，不注意听，老师先是提醒她，而后，生气地说：“如果你管不住自己，就不要参加这次活动了。”当时，我不谙老师语态的虚拟，当即举手，站起发言，说这个同学也是少年儿童，应该让她参加“六一”活动云云。老师听罢，连连点头，对那位女生说：好吧，希望你能改掉毛病，参加到这次集体活动中来。居然采纳了我的建议，令我不禁得意起来。回到家里，和母亲说起此事，母亲责备我说，要听老师的话，提什么建议？老师要怪的。我嘴里不服，心里也有几分惴惴。在以后的几天里，我暗自观察老师对我的态度，恐怕老师会疏远我。不想张老师非但没有冷落我，对我一样的亲近，而且在之后的日子里，不断地推荐我，代表班级和学校，参与到一系列重要活动中去。先是和前苏联小朋友联欢，后又到机场迎宾献花。我终于认定母亲言语的不实，她是在以常人之心揣测张老师宽容的胸怀。
如今，张老师已年逾八旬，身体还好。春节前，约了几个同学，到老师家里看望。谈笑之间，老师神态依旧，眼中仍闪动着睿智的光，只是瘦了些，额角也比先前下陷了不少。说到儿时的往事，问及老师的“魔力”之所在，张老师笑着说：“哪里有什么魔力？我只知道，作为教师，‘是用灵魂塑造灵魂的人’。”
单知道校工老胡姓胡，对他的大号却不甚了了，我们都叫他胡叔叔。当年，他年纪在三十岁上下。生得不高，体格也不算结实。青白面皮，头脸长得颇像一只未熟的枣子，两头尖尖的那种；眼不大，瞪起来却不小；人中很长，上面稀疏地翘着几根胡须。因为烟抽得多，参差的牙总是黄的。在学校里，胡叔叔是一位颇具争议的人物。从老师到学生，总有人不喜欢他。究其缘由，大约一半为着他的外貌长相，另一半，只为他平时待人的态度。工作使然，职责所在，胡叔叔的办公室就是传达室。对进出过往的陌生人，他总是板起脸盘问，对学校的公共财物，包括一块玻璃，几把扫帚，跛腿桌椅，他都挂记在心。物为人所用，对于用得不经意，或是肆意损坏者，胡叔叔在盛怒之下，总是口无遮拦，毫不留情。经年累月，自然得罪了不少人。
初与胡叔叔接触，是在入校后的第一个学期末，快放寒假了。我和几个同学在前院踢球，一个大脚，皮球冲破教室的玻璃，发出了惊心的碎响。闻声第一个跑出来的就是胡叔叔。只见他铁青着脸，挺着胸，双臂向后张开，大声吼道：“不要在教室前踢球!要踢，到操场去踢，踢坏了玻璃，告诉学校，给你们处分！”吓得我们几个战战兢兢，不敢抬头。此后，对他怕是怕了，每遇到他，都惟恐避之不及，绕路而行，心里却不服，暗想：他并不教我们，凭什么这么凶，有些忿忿的。
再与胡叔叔面对面地接触，是在转过年的春天。一天下午，还在上课，只见胡叔叔站在教室门口，弯腰探头地向里张望。老师开门问询，即刻转身唤我，我顿时紧张起来，心中飞快地检点这几天的行为，深怕有事犯在他的手上。他见我十分惊恐的样子，和缓地说：“你先别急，你母亲来过了，说你姥爷不行了，她先去了，要你自己过去。”当时，我只觉得一波方平又起一浪，急匆匆地要走。他一把拉住我，弯下腰，关切地问我，是否认识路，特别嘱咐我要小心看车，沿便道走；并牵着我的手，一直送到大门口。我感到他手掌的温热，也初见隐在他目光中的善意与真情。从此以后，每见到胡叔叔我都主动招呼，他也总是微笑着，点头应和。
十几年后，我长大了，胡叔叔也有些老了。自毕业后，我们见面的机会少了。偶然在胡同里相遇，抑或他正蹲在学校门前的石基上抽烟———扬起一只手，夹着烟，吞云吐雾。看到我走近了，听到我的招呼，他跳下来，很亲热地回应。我们老友般的相互问候，离得很近，以至于我能闻到他嘴里的烟气，看清平添在他前额的皱纹。这时，他总要问起我的近况，也要说到学校里的“大”变化，似不吐不快，声音有些嘶哑，时而停下来咳，憋红了脸和眼。到分手时，他总要站在那儿，目送着我走远，我能感觉到的。
1980年初，得知了胡叔叔过世的消息，心下不由得一沉。他毕竟走得太早，还不到六十岁，觉得很遗憾。然而，待到我听说他在十年“非常时期”的种种表现后，对他，我所感的就不只是早逝的遗憾了，更多了一份沉甸甸的敬重与怀念。那时节，我的恩师及学校领导在一夕间，都成了胡叔叔的“属下”，不再办公或教课，只是终日里打扫厕所和校园。面对突然的变故，胡叔叔没有头脑发热，更没有落井下石，而是尽其可能地关照这批教育事业的中坚……甚至在临终前，他依然惦记着这些老同事的家事，谁的儿子要结婚了，谁快抱孙子了……并嘱托老伴，届时，别忘记代他送一份礼品，即便是已成为在冥间的祝福，也要了却这桩桩心愿。到现在，胡叔叔已走了近三十年了。盖棺论定，切实感悟到以貌取人的浅薄，以己私利憎恶别人的猥琐。胡叔叔恰似一块翡翠砾石，尽管皮子上满是黑砂，像一块普通的石头，内里，却藏着绿莹莹的翡玉，这正是他的品格。
在我的记忆里，胡叔叔影子和旧时史小的影子总是叠在一起的。想到母校，就不能不想到他。
2019年9月，获得“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称号。
2020年11月20日，入选“第二届全国文明校园”名单。
低年级部：北京市东城区史家胡同59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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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高年级部：朝阳门内北小街南弓匠营胡同2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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